李栓科:《中国国家地理》改版10年风雨路

编辑:凯恩/2018-11-02 14:30

  我为何选择了后者?很多年之后,尤其是当《中国国家地理》开始在中国期刊界引领潮流,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。其实,我的想法非常简单,李老师三番五次、苦口婆心的真诚,还有对荣誉、挑战、冒险的渴望,那种探索、尝试、失败、奋起、成功的诱惑——那时我真年轻啊!不过,10年之后,我为这个问题找到了理性的答案——准确地讲,或许这个答案早已存在于我的潜意识之中。

  寻找青鸟的道路上布满了荆棘。幸好每个人的记忆都是选择性的。就像我的10年科考,我最不愿意回味的就是与狼对峙、冰河逃生……当《中国国家地理》获得阶段性的成功,我们的工作与生活变得越发充实,变革之痛也便越发遥远……只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、被某个恍如昨日的场景悄悄唤醒。但是,忙忙碌碌之中,谁又有时间去细细玩味呢!

  回想起来,我和《中国国家地理》的不解之缘还是从南极开始的。1987年大学毕业之后,我投身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,10年里,大致也就去过三个地方:南极、北极和青藏高原——当然,每个地方不止一次,每次的停留也算得上漫长。其中,1990年底参加的南极“越冬”队、在中山站度过的为期13个月的考察是最刻骨铭心的。因为,如果有足够的事情需要做、哪怕有危险我都不会感到那么受煎熬:大把的工作闲暇需要打发,无边的寂寞会在漫长的黑夜之中悄悄蔓延……终于回到北京、回家之后,《中国国家地理》的前身——当时正在孕育着一场深刻改革的《地理知识》向我约稿,后来于1994年、1995年连载了我根据自己厚厚的笔记整理、改写的“我在南极越冬”。两年、持续16期、长达4万多字的连载,为我赚到的外快却是少得可怜的,好像刚刚可以购买一条万宝路香烟。

  风雨同行:从地理到传媒的演变

  我曾追逐过南极空中五六个太阳的幻日胜景,南极大冰盖让我享受到灼伤与冻创。当“极地号”在最后一抹阳光下渐行渐远退出冰海时,我平生第一次号啕大哭,恐惧使我早已忘记了迎风而立的寒颤。我在南极的极夜里度日如年,在南十字星座的光芒下与雪被护身的帝企鹅惺惺相惜。

  无论如何,风雨之后我们看到了美丽的彩虹:现在,中国期刊界普遍公认《中国国家地理》已经成功地实现了从科普到科学传播的演变,走到了期刊界的前沿阵地。而我,也算得上与杂志风雨同行、命运与共:从地理学研究的圈子转型到了传媒行业。

  严格地讲,直到2000年第10期,《地理知识》才正式更名为《中国国家地理》。但是,我们这个团队更愿意把1998年的第1期当作改版10周年的起点。因为,就在那一期,和大熊猫一起,《中国国家地理》第一次以一行七八磅的小字出现在封面上,凤凰娱乐(fh643.com)符合中国国情的变革是,“地理”两个字变大了,而“知识”被镂空、变浅,1米开外,似乎就可以忽略不见了。

  文/《中国国家地理》杂志社社长?总编辑 李栓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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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们从未有丝毫亵渎知识的念头,但我们的确已经深深地陷入到了“科普刊物”与“科学传媒”的定位争论之中。1950年创刊的《地理知识》发刊词是:“一个现代公民必须对世界和中国的地理事宜有基本的认识。”——定位是100%的科普。到2000年10月,“地理知识”4个字撤离封面,《中国国家地理》的发刊词已更改为:“推开自然之门,昭示人文精华。”——我们想做的就是科学传媒。

  不过,直到1997年4月的一个下午,《地理知识》编辑部“元老”之一李志华老师敲开我的办公室门之前,我从来就没有想过,自己会被卷进这场蓄势待发的改革之中。摆在我面前的是艰难的选择,一边是心爱的、且已“初战告捷”的科学考察前沿阵地,一边是陌生的传媒行业以及充满坎坷的变革之路。

  天下无小事。一本杂志的改革和一个国家的改革一样,初期只能摸着石头过河。庆幸的是,从一开始,我们就选择了一条最“笨”的、但可能是唯一的通途:内容为王——最初我们的团队只有9个人,其中7位更供职于编辑部。那时,国内高档杂志市场几乎被舶来品完全占领,封面清一色美女俊男。而我们的1998年第一期新版杂志封面别出心裁,选择了绝对的国货:憨态可掬的大熊猫。

  从风雪弥漫到秋风再起,许多青春不在、多少豪情消减、无数机缘擦肩。

  那时,我们已经注意到,传统的科普读物总在忙于回答 “是什么”、“为什么”一类的问题,随着分秒更新、海量存储、免费索取的互联网兴起,这类刊物只能渐渐淡出历史。而科学传媒的核心在于把握、跟踪和凤凰娱乐(fh643.com)引领社会话题并提供谈资,才有可能具有适应网络时代的蓬勃生命力。饶是如此,我们应该怎样制作一本科学传媒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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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《地理知识》里,我曾经写过看到“幻日”时的激动心情,以及“幻日”产生的自然背景,难怪老祖宗会流传下来“后羿射日”的传说。那时的中原大地应该如同今天的南极一般洁净,人们真的可以看到9个太阳!然而,当时《地理知识》对地理“圈外”的影响委实有限。直到今天,还会有人问我,真的会有“幻日”?为什么会有“幻日”?每回答一次类似的问题,我都会更深刻地体会到:公众对地理科学方面的谈资如饥似渴,而地理科学也亟待更加广泛、更加有效地传播——的确,让我怦然心动的是科学传播的重要价值和广阔前景,虽然,那时我的心底并没有清晰地勾画出《中国国家地理》的发展蓝图。

  10年的青春,交织着爬冰卧雪的苦难和探究自然奥秘的梦想,多少次已经濒临放弃,又听到来自心灵深处的呼唤:“再坚持一次!”

  在世界上,大熊猫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符号。选择大熊猫也透露了我们要立足“中国”、做好“中国”的决心。因为,作为一种越来越流行的杂志形式,许多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家地理,显然,美国的《国家地理》、德国的《GEO》是这个行业中的领跑者,而我们得以面世的根本正是两个字:“中国”。

  10年前,从荒野中获得的坚韧力量被我一股脑儿地投进了另一种生活:办杂志。在把《中国国家地理》做大、做强的这10年,我经历了同样的惊心动魄与起死回生……

  我曾在北极光中循着北极星的指引走向北极点,北冰洋的浮冰在原以为能安身保命的帐篷下瞬间撕裂又挤压拱起,“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”的豪情随着冷蒸发升腾的白色水汽瞬间湮灭。

  我也曾在世界屋脊的帐篷里卧看银河斗转,与狼群凤凰彩票(fh643.com)对峙长达1个多月……